就业大环境“遇冷”，社会呼唤“创业型人才”，教育应该怎么办？

2023届高校毕业生秋招已经结束，不难看到，今天的年轻人，他们的职业途径，与20世纪的典型职业途径，很不一样。今天，“学什么做什么”已经不是常态，但与此同时，大学生“就业难”也是不可争的事实。面对一些列变化，香港大学荣休教授、连续十年担任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访问教授的程介明老师提出：教育应该转换一种思路，努力培养“创业型人才”，而非仅仅盯着“就业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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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丨周滢滢    编丨May

大学生“就业难”，已经成了一个逃不过的字眼。

据教育部统计，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076万人，同比增加了167万。与此同时，在疫情和经济下行的冲击下，企业招聘需求却在大幅缩减。

图源：城市进化论

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，在很多高学历、名校毕业生“卷”进宇宙尽头的体制内的同时，却也有越来越多灵活就业、自主创业的队伍，正在异军突起。

讲脱口秀、做电商直播、在B站做Up主、成立自己的汉服社……那些有爱好、有想法、有“一技之长”年轻人，并没有被困住，他们反而打开了一个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行业。

更别提，今天的“斜杠青年”也在增多，他们可能同时做着上面这些工作，用自己的“业余爱好”养活自己。如果用上一辈人的传统眼光来看，今天年轻人的就业似乎显得“不务正业”。

那么，我们该如何看待今天的年轻人的就业变化？“就业难”的背后，我们所处的社会大环境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？教育需要发生什么转变？

香港大学荣休教授、连续十年担任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访问教授的程介明老师，在《教育之变》这本书里，提出了他的看法和思考。

他表示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生产形态和工作形态的转型，已经是大势所趋。过去“一技傍身，一纸文凭，一劳永逸，一帆风顺，从一而终”的典型职业途径，将一去不复返；未来，创立一个不为人熟知的新行业，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多。

可是如何抓住这样的机会？他认为，教育应该转换一种思路，努力培养“创业型人才”，而非仅仅盯着“就业”。

就业大环境

正在发生剧烈变化

相比较摆在眼前的严峻就业形势，程介明教授在书里提出的这几点变化趋势，或许更值得我们注意：

01

单位规模越来越小，雇佣关系越来越短期

他以香港举例。过去十几年，香港的机构正在变得越来越小。在大概30万家商业注册单位中，其中99%以上是1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，94%左右是20人以下的小公司，甚至其中有87%左右是10人以下的微型公司。

一个大的趋势是， 传统规模化生产中的“金字塔型组织架构”，已经逐渐让位于“一站式”“一对一”的服务。

现代机构，追求的不再是大规模生产，而是个别化服务、个性化产品、量身定制……因此出现了很多小型的单位。“小单位与大企业的不同之处，是没有了繁复的中层管理，同样数量的产品或服务，所涉及的职位比以前一定大大减少。”

对于大企业而言，“减层”和“裁员“也在成为不可逆的趋势。

无论是大型的投资银行、科技公司、顾问公司、媒体公司，都倾向于采取“一站式”小团队运作，服务于一个个临时的“客户组”。

这就意味着，更多员工需要直接面对客户，需要团队合作；他们需要直接提供产品或服务，需要做方案和设计，需要创意才能应对变化莫测的环境，需要愿意尝试与甘冒风险；处处需要个人承担责任，面对操守的考验和道德的诱惑……

02

“不对口就业”已成常态

今天的就业还有一个鲜明特征就是，“对口就业”情况越来越少。即使是法学院、工程学院的毕业生，也有相当一部分存在“不对口就业”，取而代之的是“灵活就业”。

以香港大学为例，近年20%-30%的法学毕业生，没有从事与法律有关的行业；工程学院里约有35%的学生没有入行。

在传统观念中，这些年轻人会被认为是“找不到对口工作”。然而，今天的年轻人反而觉得，并不需要局限在一个特定的、狭窄的专业里。

03

灵活就业，未来会成为主流

程介明认为，在就业和创业之间，年轻人还有越来越多不一样的“职业形态”：

第一类是“间歇就业”，往往是比较高收入的年轻人，打两年工，赚够了钱，去旅游；再打两年工，去非洲做服务……总之，赚了钱，就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；

第二类是个体职业者，没有一个固定的雇主，可以同时为很多人服务，但是自己不属于任何机构；

第三类是“斜杠一族”，同时从事多种行业；

第四类是上述的混合：他们虽然有一份“正职”，也兼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。

综合来看，不对口就业、频繁地转岗转行、不讲究长期就业、不想打工当雇员、向往个体创业、不满足于一份职业而兼顾多项工作（斜杠一族）、习惯于暂时失业、甚至不介意没有工作……

程介明感慨，现在的年轻一代，他们的职业观、成功感、满足感、幸福观，都与上一代人已经大相径庭。面对这一变化，我们怎可不察？

就业愈来愈难，

教育应该怎么办？

如果单看就业数据，这几年的确是一片萧瑟。企业缩招、大厂裁员、教培行业的覆灭……无数个雪花的叠加，造成了“就业寒冬”。

对于就业的遇冷，教育界人士似乎已见怪不怪。曾有一位高校的院长感慨：“要就业，愈来愈困难；要创业，遍地都是机会。”

程介明对这一说法，颇为认同。他有一位热爱摄影的学生，上学时就开始为摄影爱好者组织周末活动，维持生计；毕业后继续从事这项活动，还兼职教书，同时办一家极具特色的咖啡店… …

他发现，类似这位学生的例子在越来越多。

“当现存的工作愈来愈少的时候，殊不知，遍地都有创业的机会，到处都是待人开发的工作。我们的教育、我们的学校、我们的政策，可有这种意识，帮助年轻人做好创业的准备？”

他强调，今天的教育，包括大学教育，不能再囿于“对口就业”的导向，而应该为年轻人打下雄厚的根基——那就是不论环境如何多变、艰辛、莫测，不管是就业还是创业，不管是转岗还是转行，他们都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
换句话说，也就是教育应该转换一种思路，努力培养“创业型人才”，而非仅仅盯着“就业”。

未来，由于经济环境的不稳定，待业和失业将会是常见的事，提早退休也会很普遍。在我们一生的工作生涯中，旧的岗位会不断消失，新的岗位却层出不穷… …

即使是就业的岗位，也越来越需要有创业精神，需要青年人具备灵活性、适应性、韧性、自学能力、自省、自律、创意、勇气等。

当然，他认为，今天的就业形势，其实也和今天的高等教育和专业学习情况不无关系：

第一，有些专业，反而受到其他行业的垂青。例如物理专业毕业生，尤其是博士生，往往成为新兴金融技术的物色对象。

第二，不少行业，表面上技术性很强，但实际上，专业知识并非工作上最重要的；或者，这些专业知识的准备，并非入行的前提条件，甚至在大学里是无法学会的。金融行业大部分如此。

某大投资银行曾招了19位分析员，没有一位是念金融、经济、会计的。相反，他们念的是生物学、心理学、文学、政治学、人类学等等。对此部门总裁表示，“我们看重的是申请人是否为自己设下奋斗的目标，是否为这一目标而勇于面对苦难、挑战、竞争。他念过些什么，无关宏旨。”

第三，有些专业，课程设计得太窄，反而不符合专业的现实需要。比如，新闻专业毕业生就会遇到这样的尴尬，虽然学了很多新闻课程，但是却在求职中“遇冷”——媒体行业反而不愿意招聘新闻专业背景的毕业生，或者说只学了新闻课程的毕业生。

第四，有些工作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，是新兴的、非传统的、没有先例可援，需要工作者自己不断去学习、探索和创立。

《人类简史》作者尤瓦尔·赫拉利就曾表示，没人知道2050年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未来儿童需要的是一种不断革新自我的能力。如果传统意义上的教育，是帮助孩子打地基建房子；未来的教育，更像是在搭帐篷，随时都能扎根，但也要做好随时迁徙的准备。

程介明还提醒我们重新看待“学历贬值”的问题。

今天无论是快递员、外卖小哥，还是城管执法队伍、街道办工作人员，都开始出现本科生、硕士生、乃至博士这样的 “高学历”人群。

他认为，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，“学历贬值”现象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，全球都是如此。从表面上看，似乎是同等学历的社会回报变低了，换个角度看，其实这背后是整个社会、整个行业对学历要求提高了。

“各行各业的知识化，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，它也必然导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大众化。未来，还会有越来越多高学历毕业生，俯身去接受一些职位与地位，这将不再稀奇。”

社会变了，

对教育的期望也变了

今天有一种观念认为，教育的当务之急，是预测社会的未来需求，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毕业生。

源于美国、风靡全球的“21世纪技能”这一概念，就是如此。它提倡面向21世纪所需要的能力，为就业市场输送人才。

程介明认为，比起“预测”和“追赶”社会的变化，教育应该让学生拥有更加深厚的基本能力，让他们足以应付变换莫测的未来，这样青年人才有长远的希望。

具体来说，我们对教育的期望，需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改变：

 1、注重“非认知学习” 

今天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改革，都在强调知识和技能以外的“非认知学习”——包括态度、情感、价值、操守等。

“我们无法预测学生将来需要的是什么技能、什么科技，但是他们待人接物的修养、对事对己的基本态度、行为背后的价值观，却是历久不变的重要元素。”

程介明表示，在青少年的求学阶段，只有让他们养成更深层的实力和基础，拥有不断学习、不断适应、不断领先、不断改革的意愿和实力，才能让他们从容拥抱未来。

而在年轻人的修养、态度、价值观的养成上，教育承担重要的责任。

2、每个人都应该接受更充实的教育

因为整个社会松散了、碎片化了，个人更自由了，因此每个人都需要有社会流动的能力。

从前的教育，培养的是埋头苦干、循规蹈矩、按章办事的人；现在的教育，更需要培养的是能言善道、创新出格、超出常规的人。

再像过去那样，把人“嵌”在一个个就业岗位的思路，已经变得不合时宜。“个人是否有工作，已经不可能由整个社会来规划，而是应该尽量让每一个人去寻找、去适应、去创造。”

也就是说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接受更充实的教育。

3、教育改革，应聚焦在“学习层面”

今天，无论是“项目化学习”、用学习档案替代考试，还是改造学校的建筑模式、专注通用能力的课程改革，这些都在挑战传统教育模式，谋求让学生有真正的学习。

但是，大多数政府对学校系统采取“管”而不是“放”的态度，却容易让事情僵化。

比如，政策的焦点总是放在加强统一考试上，却忽略了发挥学生的个别学习潜力；政策追求的是更精准的指标，而不是全面、总体地评价学生的表现。

再比如，学校教学基本上是“投喂模式”，定时（按照年龄和时间表）、定量（按照科目、大纲和考试标准）把规定的内容，喂给学生，再看学生是否可以证明他们接受了这一投喂。

学校教育改革的方向，应该是让尽可能多的学生，有尽可能多的学习机会。最关键的是，要把学生学习的天性释放出来，焕发出来，让他们成为主动学习者。

4、学历正在失去它的永久性意义

今天，各类非正规的学习机会，已经远远超过正规教育，让在职人士有系统的学习机会越来越多。在OECD成员国，在职学习／业余学习的人数占就业人口接近一半。

由于科技的发展，获取知识的渠道也发生了变化。数据和信息性的知识，已经愈来愈多地能从网上获得。知识性的学习逐渐趋向个人化，学习的方法、模式、过程、途径，也趋向多元化。

也因此，个人的学习机会不再容易受到机构和制度的影响。学校（泛指学习机构）挑选学生的情形，正在迅速变为学习者挑选学校。

还有一个现实因素是，现代社会更重视的“人”的因素，比如人际关系、自律能力、团队精神、创新能力、自省能力等等，都无法从现有的学历中体现。

在需要终身学习的今天，学历正在失去它的永久性意义。

5、重新定义中学教育的使命

今天的中学教育，在很大程度上，还是在为高考这样的“筛选人才”机制做准备。在一个信奉“适者生存，优胜劣汰”的教育文化里，注定大多数学生要遭遇失败。

其实，成绩和升学，不过是学生人生中的一小部分。假如中学的使命远远超乎升学与就业的分流，学生在中学必须学到的，应该是终身生活的基础。

这类终身生活的基础，大概来说有几种：第一是基本技能，主要是语言能力、数字能力、推理能力；第二是学习能力，特别是自学能力；第三是“处世之道”，包括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德、态度、责任等。

从社会就业环境的变化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后工业社会更需要的，是个人潜力得到发挥，每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，开辟自己的天地。

因此，无论是基础教育、高等教育，还是职业教育，都需要转变培养思路，从过去以“培养应试人才”为目标，转为以“培养创业人才”为目标。

教育也需要重新回归这样的使命——那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主动地创造机会，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机会。

或许这才是未来破除“内卷”的唯一出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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